王日根

认识古代中国，以流域为单位是较为合理的一种路径。“同饮一江水”成为唤起人们相互认同的一种重要媒介。汉江的历史悠久，且跨越陕西、湖北和河南多个省份。沿汉江居住的人口多，谋生方式也较为复杂，因为灾异、兵燹、商业活动、仕进生涯等原因，人口流动显得非常频繁，沿着汉江的各种建筑中、石刻中、其他遗存中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意识地搜集、保存这些濒临绝迹的历史信息，是历史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秀桦先生矢志于汉江流域历史的研究工作，2015年与张平乐老师合作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襄阳会馆》，洋洋45万言，以遗存于襄阳的会馆建筑与碑刻资料为依据，将地处汉江中游的这个经济枢纽城市的商业繁华、移民荟萃、会馆林列乃至商业精神、文化内涵都作了精彩的呈现。毫无疑问，襄阳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从《三国志》中我们了解了其独特的军事地位和战略地位，所谓“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蔽荆衡，北接宛洛”，与之相称的则是这里的商业便利地位，“南船北马”在这里汇聚转换，形成“七省通衢”，早在汉晋时，已成一大重镇。明清时期，南北货品更是会集于此，凡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均在此贸易、储存、中转，包括鄂、川、豫、赣、陕、晋、皖、湘、苏、浙、闽等不同地域的商帮在这里落足、建立据点，慢慢形成规模大小不同的会馆。这些会馆既充分展示了各商帮在襄阳发展的成就，也努力彰显着各自家乡的文化特色和内在精髓。其中既有物质文化的，也有非物质文化的。建筑学家、艺术史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抱着浓厚的兴趣，挖掘其中的内涵，形成了多学科研究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张平乐、李秀桦两位先生对襄阳会馆做了全面的普查，发现共有120余处会馆，可以说是一个不菲的成绩，赢得了学界、文物保护部门一致的赞许。

如今，李秀桦、任爱国两位贤伉俪拓展视野，将目光放宽到整个汉水流域，实地察访了陕西、湖北、河南等地，搜集了100余通碑刻（铭文），将它们汇编成册，这项工作是拓荒性的，对于重建汉江航运史、汉江社会生活史、汉江社会经济史都具有重要的奠基性意义，有利于探明汉江流域商帮及其相互关系、经济纠纷及其解决、公共建设及其治理等以往较为模糊的问题，阅读这些碑刻，我们能了解各商帮纷繁的神灵信仰与情感寄托，能把握官府对商业活动的管理政策与效果，能认识行业规章的形成与行业秩序的建立等。李秀桦先生还力求将他的研究向汉江以外的秦巴山区、汉江支流延展，考察商帮发展壮大的脉络，谛听南来北往商人们的心声。

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李秀桦先生的不懈努力势必能在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借助文博部门的支持，在树立文化自信方面做出自己不朽的功绩。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