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史·文讯

沈尹默曾编辑的《新青年》

■ 王涛

中华新文明的创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及其背后西方文明的侵略,中国遭遇文明困境、国家困境和社会困境的三重困境。

新文化运动在点燃五四运动之后,必将在中国酝酿出新的文明。

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利将屈辱签约的消息传入北大,北京爆发“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主题的五四运动,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这“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被公认为是五四运动的司令部。五四运动以来,许多当事者和旁观者有大量的回忆,政学两界也大有论述。文艺史研究专家张耀杰在《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一书中所做的有关结论,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如果没有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高一酒、李大钊、周作人、周树人、刘文典、朱希祖、沈兼士、张慰慈、王星拱、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之所以说“比较认同”,是因为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与蔡元培、陈独秀、毛泽东、梁漱溟等人的看法近似,但其第一个“随之而来”一语中,对《新青年》同人出场先后及其影响的表述不甚精准明了,《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还有遗漏;在其第二个“随之而来”这句话中,对中国发展判断尚缺坚定的自信。

《新青年》深刻影响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深刻影响了《新青年》。在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李大钊就已针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发表《庶民的胜利》,庆祝“全世界的庶民”的胜利。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就在这一期和沈尹默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刊发,该著作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亢慕义斋”,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促使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理论在中国得到更深入传播。

作为《新青年》创办者和同人主编的核心、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决意采取“直接行动”,在6月11日因亲自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9月16日被李大钊、胡适等友人营救出狱。1919年10月5日,陈独秀约《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中开会:商定自第七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一人独自编辑《新青年》。

1920年2月,陈独秀面临再次被捕。经沈尹默昆仲设法通风报信脱险后,李大钊雇骡车陪伴掩护其返沪。高一涵曾著文称,就是在这路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此时陈李二人认定:国事势危,民不聊生,要“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唯有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牺牲精神,创建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创立新国家、创造新文明、创建新社会。因陈独秀返沪,《新青年》自第七卷第四号(1920年3月)起,改在上海编辑出版。20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七卷第六号为“劳动节纪念号”。2020年8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9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学术文艺气息的淡化,引起胡适等部分同人不满,因此同人投稿大为减少。“《新青年》第九卷虽然政治色彩更为鲜明,但仍然刊登了北京同人的来稿,如胡适、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的诗歌,鲁迅的小说《故乡》。”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因随时可能被封禁,只好改为季刊或不定期刊出版。

《新青年》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25日出版“世界革命号”终刊,历时10年10个月零10天,共出版月刊9卷,出版季刊4期、不定期5号,共出63期。

一本杂志,一所大学,一批师生,唤醒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也唤醒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扭转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扭转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命运。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新青年》同人编辑和经历者,沈尹默先生晚年在《回忆五四》的工笔小楷手迹中,留下这样的评语:“五四的确是旧思想与新思想,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并说五四运动使自己“以前像古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沈尹默先生又赋杂诗一首,阐述对当时一些人和事的看法。

五四运动四十年纪念日杂感

会贤堂上闲风月,占断人间百十年。一但赵家楼着火,星星火种变烧天。巧言惑众者谁子,庸妄名流误国家。不愿反帝反封建,却谈五鬼闹中华。

当日青年色色新,打孔家店骂陈人,乌烟瘴气终须扫,但恨从来欠认真。无头学问昔曾嗤,厚古崇洋等失宜,可畏后生尤可爱,不应弟子不如师。成毁纷纭四十年,史编五四要增删。不是中国共产党,看谁重整好河山。

今天看来,《新青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并非尽善尽美,但其最大历史功绩是再造了一个“青春中国”。一百年前,《新青年》所拥护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当时如同襁褓中的婴儿,如今已是英姿勃发;所孕育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国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被五四一辈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如今正方兴未艾。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敬告青年》最后写到:“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克服一切困难和挑战,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现代化,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将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彻底克服。

等闲识得东风面,赤县神州满园春。今天,我们研究《新青年》,不仅是为了纪念先驱,更是为了守正创新,为了完成《新青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未尽事业,努力创造中华新的文明。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