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文 书

崔八娃,1929年4月23日生于汉滨区沈坝镇沙沟村。1949年农历3月被国民党部队拉壮丁,同年4月随部队在湖北省竹溪县投诚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随部队转至陕西省凤翔县。1952年全国开展了扫盲运动,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要求大家半个月认字2000个,他不分昼夜地学习,仅用了10天,就达到了会认、会背、会写的水平。刚刚脱盲的高玉宝写的《半夜鸡叫》轰动了军内外,对崔老震动很大,在部队首长柳山杂的精心指点下,他一笔一画地修改创作完成了《狗又咬起来了》一文,1953年1月在《解放军报》发表,被《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30余种报刊转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很多著名人士的评论文章,轰动效应非常之大,20年间译成20余种文字,选入40余种大、中、小学教材。1953年2至3月分别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兰州军区树为“扫盲标兵”,与高玉宝一道被总政治部授予全军“战士作家”称号。同年赴京参加全国文代会、青代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五一”“十一”分别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同年加入中国作协。1953年2月起在兰州军区文化部从事专业创作,出版《一把铜壶》《卖子还账》两本著作,先后发表短篇小说、散文、随笔20余件。1957年夏于兰州速成中学毕业,返回原部队(55师)。此后,崔八娃主动申请转业,被分到长安县兵役局工作。一时间,各种报告会邀请函像雪片一样飞来,这令崔八娃难以应付,便产生了回乡的念头。1958年,他下决心写了一份申请,退伍回乡当了农民,历任民兵连长、社教队员、大队长、公社干部、安康日报编辑、生产队长、信用社主任等。2005年12月聘为安康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2006年1月31日病逝。

当时,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就是在汉字旁注上拼音后,再硬背汉字,一共两千三百个单字,要求十三天学完。放牛娃出身的崔八娃,深知没文化的苦处和学文化的益处,他不分黑明地苦背苦记,提前两天完成任务,被连上评为“扫盲标兵”。为了巩固学习成果,部队要求每个士兵从写信、记事入手,每天练写一篇作文,还对好作文逐级上报,给予讲评、发表等奖励。

这年秋天,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东北军区战士高玉宝,发表了成名作《半夜鸡叫》,一时轰动全军,成为学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并在全军将士中激起一朵银光四射的浪花。

崔八娃所在连队的文化教员张家先,是个高中毕业生,家住石泉县农村,读了《半夜鸡叫》之后很受启发。他认为本连大多数战士来自农村,与高玉宝有着相似的经历,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他认真讲解了几遍《半夜鸡叫》,并依照这个路子出了两道作文题,以作业的形式要求战士们完成。

崔八娃选择了其中的《狗又咬起来了》。

他写了大半夜,回忆着家乡的真人真事,把恶狗咬穷人的事一个个写了出来,写了十几件,只有三百多字。第二天清早,他就高高兴兴的交了上去。但到上课发作业时,唯独没有他的。下课后,教员才把作业给他,只见上面批了六个字:“没写好,要重写!”

他又改了大半夜,写了四百多字,满以为可以了,但教员又批了十个字:“写事要集中,再删几件事。”

第三遍写了四件事,每件只两三句话就没词了,连同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两百字。这回教员没有批字,但下了一道死命令:“啥时把它写好,啥时再写新的。”

一连十几天,别的战士都写了十几篇作文,崔八娃还在“原地踏步踏”。

又过了十天,崔八娃把第五稿交上去,教员满意地笑了。他把这篇只写三件事,篇幅上千字的作文逐字逐句地看了又看,最后改了几个错别字,又叫崔八娃重抄一遍,连同另一篇作文,一起报到师政治部文化科。

第九天,科长柳山朵把崔八娃找去,让他进一步修改。崔八娃望望科长,又看看手中的作文,不知从何改起,也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改了一个来月还不放过。柳山朵看出了他的心思,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能写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不要轻易放弃。这跟做饭一样,抓火候的时候加一把火就熟了,少一把火就坏了。”

崔八娃又改了三天,认认真真地写了两件事,文字也通顺了一些。

第四天,科长找来一个中年人帮他修改。这人名叫段新华,原是国民党部队的连级干部,起义过来之后就在文工团搞写作。段新华看过崔八娃的稿子,对他说:“一篇文章最好只写一件事,写深写透就行了。”他指着稿子进一步开导:“保长催米这件事就好,很有故事,你就把这件事系统回忆一下,用功去写。”

这下崔八娃豁然开窍。恶狗怎样疯咬,保长怎样凶狠,父亲怎样被打,母亲怎样奔波……往事历历在目,件件牵肠挂肚。他再不照稿改稿了,把原稿丢下,另起炉灶,一夜时间,就写成了自传体小说《狗又咬起来了》。只是,那时他不懂文学,科长和教员也不知道这就叫小说。

段新华帮崔八娃改了两遍,柳山朵又召集科里的几个笔杆子“会诊”了一次,大家认为可以了,就决定上报。然而,报向何方?众人议了一阵,觉得《半夜鸡叫》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不妨也去试试。于是,他们便以“上报”的形式,把稿子投到了《解放军报》。

一九五三年元月,《狗又咬起来了》公开发表了。与此同时,一颗新星在中国文坛升起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部队文化生活相当寂寞,能写信、会念报就成了“秀才”。一个刚刚脱盲的士兵,竟然在军报上发表了小说,其轰动效应很快波及全军乃至全国。

——摘自李焕龙《崔八娃:社会变革的文史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