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槐籽

疫情关乎心灵，它促使我们与自己对话，去聆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反问、疑问还是设问，人们都在问自己。在诘问中，剥落掉生活的种种浮华，露出坚硬滚烫的内核。疫情促使人们重新校正人生的航向，或远行，或返乡，我们都选择从“心”出发。文学作为时代的号角，如何面对疫情后社会和心态的微妙变化，该以何种表情示人，特开设“后疫情时代”安康文学的表情专栏，诚邀广大作家发表真知灼见，我们将持续刊发。首期特推出评论家槐籽的《让我们多刨出清泉》，以抛砖引玉。

——编者按

安康文学在新时期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创作者人数、公开发表作品数量、品种齐全程度、在全省全国影响，老中青队伍结构，都是过去时代所不能比拟的。也许你会跟这个判断较真，你会拿出《我来了》《狗又咬起来了》或者崔八娃，来印证逝去的那个时代安康文学的光荣——这没法讨论。因为它不是一个文学理念层面的比较。那个时代的纠纠结结都已然过去了，床铺草再翻它还是床铺草！

改革开放搞活四十余年，安康文学始终伴随着安康经济社会发展全程，安康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同时也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成就。这里主要说文学，所说的“文学”在笔者笔下其实是一个安康文艺的大概念，安康文艺的其它品类与文学一样，与安康的时代发展同成色、同进退。安康文学水平怎样，其它品种其实也错不上下。这样的判断，其实对于安康几十年的文学（文艺）创作者们来说，是很尴尬的，它其实也是说，安康文学四十多年来的发展，依然是后发达的，追赶中的，磕磕绊绊的，甚至言不由衷的，由于是这样的态势，谈论起安康文学的成就，同样也是尴尬的。从“三秦”情况看，陕北、关中、陕南在文学以及在经济发展上的占位进位，甚至未来几十年新发展的进路，都是一目了然的，文学的收获对安康似乎永远都是小年，欠收，从未丰产过。即使与同在陕南的汉中、商洛比，我们也不敢大声喧哗，有一位安康作家私下里说：安康文学落后整整一个时代。

笔者很长时间思考这位作家的这句话。整整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是习惯了跟在别人后头走？是文学的节律与思考老是走在生活与社会的队尾，或者落下很长的距离？是时代进步了，理念更新了，我们的文学还在自足于己，以己昏昏使文学昭昭？我们的创作者们不断提供出来的文学产品，市赢率到底几何？我们作家队伍中，到底有几位总是以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拔高着安康文学的峰巅？以上问句不好深思，也不敢追要具体答案，每每思及，让人一头冷汗。

我们当然不能说在时代飞速发展中，安康的文学缺位了，我们想自责的是，安康文学的在场不能掩盖它的落俗与轻浅。比如在汉江河边的沙滩上刨井，出水再清再多，那也算不得是什么本事。同样在江北的黄土岗上打上来清澈的井水，它就能代表对整个安康地下水丰度的判断，因此你绝对不能用汉江河沙滩里的水量来衡量安康地下水，但事实上，我们或许早已习惯只拿汉江河作证，我们只愿意出示最好的但它并不是普遍的——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正是这样？很轻易就刨出一汪清泉，然后大声宣布安康从此是鱼米之乡。

文学的深刻决定了文学的丰度。文学时代的深刻，正是一个时代的深刻。物的建设，最终要向质要终极效应，最直接的答案，其实正在文学艺术那里。浅薄的文学追求，或以文学的即时效应为荣满足于文学的新闻报道式表达，最终一定会带坏一个地区的文学生态，它会使这个地方的整个文学之林生病，施放污烟瘴气。因为它普及的一个基本的文学理念是落后于时代发展新理念的，比如文学的功能化问题，比如文学实践的组织化程度问题，比如文学人口的功利心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后疫情时代”，是把过去几十年的问题一次性打破摊在阳光下让大家看：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困扰我们的问题，这就是希望的切口，这就是未来的高度——怎么选择？其实现在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以至个体层面，大家都有思考，都有选择，文学当然也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问题与出路同在，打破与再建同在，困难与希望同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对每个人都是新的命运，文学当此之时，怎样结实地踏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怎样眼光从平凡的人群越过群山，掠过星空——作为先验者的文学，怎样率先找到那一缕给人引路、给人前景的星辉？！

我们的文学，不止于在汉江边上掏出清水，更要在黄土岗上刨出清泉，因为百年变局事实上带来百年改变的机会，就算仅从安康的当下考量，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都面临着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三十年的答题，“后搬迁时代”，乡村振兴，区域引领，生态强市，汉江综合开发，城乡一体化发展，主导产业建设等等，它很具体，很现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有标准理论，这也正是安康文学的视野——安康的文学从新出发，从新落笔，从新结果，都必须深刨，没有捷径，没有新花样，“深”和“刨”都是基本功，我们必须在这个百年的大命运中建立起来。这是最后的机会，这个机会错过了，安康文学剩下的就只能是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