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人家 高海平 作

■ 叶松成

编者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在《讲话》发表纪念日到来之际，本刊特刊登两篇文章，重温《讲话》精神，以期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论思考，锚定创作方向，深入生活、讴歌时代，书写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篇章。

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它不是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它是舶来品。但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五四”至今，我们的文学发展的主流依然沿袭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只不过现实主义的内涵，经过不同时期的衍变，它的特性更加趋于中国化，也就是说，它渐渐脱去了西方的衣钵，被注入了本民族的元素。而从作家个人的创作特色来说，现实主义又与文学的本土化有着难以割舍的依存关系，文学的本土化，使现实主义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延续和发展。

我们强调文学本土化，表面上看，似是对现实主义的限制，其实就一种创作方法的运用而论，它必须与作家的生存环境、社会阅历、个人修为紧密结合，舍去这些，现实主义便无所依附。关于现实主义的概念，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是这样定义的：“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是促成人物性格生成的客观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这个条件不成熟，我们所期望的典型人物，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单纯的本土化具有自然的属性，严格说，它产生不了典型环境，但它为典型环境乃至典型人物提供了给养，提供了生发的条件和气候。任何一个杰出的作家，他都有一种地域情怀和本土情怀，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灵魂的归宿地。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故乡》《风波》《阿Q正传》《社戏》等作品，它所反映的无一不是故乡绍兴一带的场景。鲁迅是绝对立足于本土的，他发现并挖掘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如闰土的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其实，在后来的很多创作实践中，优秀作家都下意识地秉承着本土化写作的基本准则，以现实主义手法拓宽创作思路，深挖作品的内蕴和思想价值，就陕西作家而论，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奉献给我们的精神食粮，无不带着本土化的体温和乡土的馥郁。

我们说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手法，但它的神韵所在，是作家对生活本真的发现。欧洲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产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曾光耀环宇：法国有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英国有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夏洛蒂、勃朗特等；俄国有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美国有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这些现实主义大师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影响，皆是深远的、空前的，对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的推动，达到了深入骨髓的效果。而现实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从一种创作方法，衍变为一种观念和一种思潮，它其实承载着作家的独创精神向着伟岸峻拔的山峰攀越！“世界文学史上无数事实表明：任何一个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往往又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巴尔扎克是的、狄更斯是的、托尔斯泰是的、马克吐温也是的……着眼于生活的本真，现实主义才有播种、生发的可能。所谓“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它首先有一个确定的前提，那就是“真实”，而文学的本土化，恰是中国作家下意识坚守的生命底线，这即是有“根”的写作。当然，文学的本土化绝不是一种狭隘的地域性写作，它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能仅只将其划为城市写作或乡土写作，这是取其断面。鲁迅的小说俨然反映的是乡村中国的世俗图，巴金的小说则深刻揭示了一个家族的腐朽与没落，老舍的小说以城市为背景，抒写了下层平民被蹂躏、被碾轧的苦难史和奋斗史……广阔而深厚的时代背景，丰富而蕴藉的生活积淀，是他们的作品扎“根”的土壤。他们用文学发声，以艺术的烛照，拨开我们精神上的迷茫，让我们从这些鲜活、丰满的典型人物身上，获得思想的启迪。

可以肯定，现实主义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繁茂蓬勃的可能。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来看，那些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作品，皆是现实主义扎根本土的结果，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古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红高粱家族》……这些作品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与文学本土化较好结合的范本，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它的昭示作用和巨大的精神价值，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顶端，将毫无悬念地以标杆而存在。当然，现实主义绝非一成不变，从文学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来看，现实主义与时代起伏、作家命运相生相系，它既是一种创作手法，又是一种创作观念，因此，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跟进。

“传统现实主义常见的是故事小说和性格小说，特别注重外部情节的推动，尽管也不缺乏心理描写手法，但它绝少把精神、心理当作本体来研究，因而也缺少绝对纯然的精神结构形态。”(《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上下卷）雷达著)这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必经之路，由于早期受政治的捆绑和干预，文学创作很难建构自己独立的精神大厦，很多作品都带有时代共名的烙印。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创作打破了共名的禁锢，开始向多元的价值取向迈进，于是，无名状态下的写作，构成了多层次的复合的文化结构。这时的文学潮流是多向的，如“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等等，思想的活跃，使现实主义在观念上有了突破，摆脱了早期的某种程式化的弊端，同时，在与文学本土化的结合上，更加趋于完美。

现实主义与文学的本土化，是一种观念在创作中的反映和表现。本土既有自然的属性，亦有理念的属性，作家对本土化运用和驾驭的稔熟与否，其实也就表现了自己的生活态度。本土化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一个“根”的问题，有本土情怀的文学，自然就是有“根”的文学。而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生活的真实性、暴露性和批判性以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都应当在文学的本土化中来体现和深化。事实证明，坚守本土化写作，即是坚守文学之“根”和生活之“根”。当然，现实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应该注入新的时代元素，而只有如此，现实主义与文学的本土化，才能胶合一体，最终构成一座精美的艺术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