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一种特殊的领袖话语形态，它是无产阶级领袖出于现实需要，对相关文艺问题发表看法，从而形成的。由于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领袖话语形态实现了理论经典性和现实针对性的有机统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就是这样一篇经典文献。

据帮助毛泽东整理《讲话》的胡乔木回忆，《讲话》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凡事有经有权”的评价曾让毛泽东引为知音：“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讲，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郭沫若的意思是说文艺本身有经有权，当然可以引申一下，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的这段回忆，生动诠释了《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领袖话语形态的典型特点：既具有理论的经典性，又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对于前者，我们侧重继承其理论观点；对于后者，我们着重继承其分析问题的方法。

那么，什么是《讲话》中的“经常道理”呢？主要有两点：一是文艺具有意识形态性，我们要建构“人民的文学”；二是作家应该注意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文艺具有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更看重经济基础对文艺意识形态形式的制约作用。与此相反，列宁和毛泽东则更看重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就强调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大军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后来他又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任何文学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阶层是必然的，因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站在特定立场对世界做出的审美判断，而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他总是不属于这个社会集团，就属于那个社会集团，这就决定了他的审美判断必然带有他所属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和愿望，从而或显或隐地为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认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符合文艺创作实际的，它真实地反映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属于《讲话》中的“经常道理”。而也正是从这一“经常道理”出发，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的口号，“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文艺为人民不仅是当时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思想倾向的基本特点。从历史的维度看，文学史上流芳千古的作品总是那些体现了人民意志、反映出人民心声的作品。

从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看，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作家要转变立场，深入群众生活，与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我们认为强调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体现了文学主体性这一基本规律，因而属于“经常道理”。20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也写了一些反映工农生活的作品，然而由于他们与工农生活的隔膜，作品中的工农形象往往“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话》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其实就是为了作家能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消除他们之间的隔膜，避免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作品中的形象空洞。因此，《讲话》对作家思想改造的提倡，要求作家的思想感情与群众打成一片，对于推进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收获。

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讲话》中的“权宜之计”呢？对领袖话语形态的考察，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从现实的历史背景看，《讲话》的发表面对两大背景：一是中国新文学与普通人民群众的结合问题，无论五四文学，还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都由于与工农群众的隔膜而无法为普通群众所理解；二是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与延安生活的矛盾，这些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发现这里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于是利用手中的文艺对延安某些现象进行了辛辣批评。《讲话》之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等文艺作品对延安的描写，严重影响了延安光辉正面的主流形象，并被国民党特务利用来抹黑延安。尽管这些作品不乏艺术价值，但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它们严重影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此，毛泽东根据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其目的在于理顺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与革命的关系，以“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从实际效果看，《讲话》的发表统一了延安文艺思想，建构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组建了一支文化大军，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讲话》思想的指引下，作家纷纷转变立场，对农民和农村生活进行了全新描写，一种积极乐观的世俗生活情调在诸如《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等作品中呈现，改变了中国新文学表现乡土中国的阴冷色彩和牧歌情调。可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次有效运用。文艺与政治相关，但它不从属于政治，我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是《讲话》中的“权宜之计”。可惜新中国成立后一段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混淆了《讲话》的“经常道理”和“权宜之计”，将毛泽东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也当作“经常道理”继承下来。这是我们今天纪念《讲话》不得不注意的。

当然，本文仅仅从“经”“权”思想的维度，简要谈了一下对《讲话》的理解。事实上，《讲话》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关于普及与提高、利用民族文艺形式等思想观点，对于我们建设当代文艺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