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春芳

在四十多年的工作阅历中，岗位变换好几次，单位走了七八个，但很少有人知道我有一段当兵的经历，甚至连子女和亲朋都不知道。直到紫阳县退伍军人事务部上门挂了“光荣之家”牌子后，才有勇气吐露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我不仅是一名退伍军人，还是一个七级伤残军人。

汉江水清澈透明，从巴山深处向着远方流去。1970年冬天，紫阳县政府组织居民和学生敲锣打鼓地把380名新兵送到县城码头，坐上机动木船到安康人武部集合。此时的汉江虽然没有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但常与激流险滩相遇，我们坐在船舱里隐隐感觉到船只经受着风吹浪打的考验。刚穿上军装的新兵们心情如同汉江水一样心潮起伏，既有离开家乡告别亲人的不舍，又有踏上新征程的喜悦。我们到了部队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格外新奇。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到一排二班，领章帽徽一戴，钢枪一背、气宇轩昂、神气十足。在军营里练兵打仗、施工劳动做班务等，我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军事科目样样得优秀，当兵第二年，被评为全团的“五好战士”，在表彰大会上作典型发言。那时部队的军事训练很严格，有时早晨三四点紧急集合，10分钟时间洗漱，背着背包和步枪跑步奔向目的地，部队在几十里地外设置宿营地，吃饭时要求战士们5分钟吃毕，否则就用帽子盛米饭，边跑边吃。部队这个大熔炉把我一个农村青年变成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自豪的不可言状。至今我仍然保持着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和狼吞虎咽的吃饭习惯，别人一碗蒸面要吃十多分钟，我只要一、两分钟搞定。

2019年“八一”建军节，原所在部队的河南兵，在驻马店举行战友50年联谊会，特别邀请外省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受伤的四位战友参加，我便是其中的一个。那是一个高温天气，中午的太阳毫无遮挡地直晒着中原大地，车站大理石地板热得滚烫滚烫，几位战友夫妇已早早地在驻马店火车站等候着，当我们随人群出站时，战友们就围了上来，昔日血气方刚的解放军战士，如今已变成白发鬓霜的耄耋老人，久别相见即欣慰又伤感，战友们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封存在心里的话儿恨不得一口气全吐出来。在战友联谊会上给我们受伤和立功的战友披红戴花，我还代表来自外省的战友上台讲话。

驻马店是中国古代的皇家驿站，流传着许多驿马硝烟的战争故事。在战友家里，战友们回想当年的部队生活，重述了那些发生在我和战友身上，又不曾知道的一些情节，把战友们的思绪拉回到激情似火的青春岁月。我们团是由北京戊戌部队转为工程兵的，1968年，军委组建161独立团驻扎北戴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部队第五天就紧急转移到长江三峡的大后方，宿营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上游的连陀乡，军营驻扎在长江岸边耸立的天柱山下，任务是在天柱山中打通一条隧道公路，为深山里的军事基地服务。我们团三个营全部投入公路和桥梁建设，为赶工期施工实行三班倒，人歇工程不歇。

1972年7月21日，轮到我们排上夜班，凌晨2点一排30多名战士在隧道里紧张地劳动着，一个意外引爆了装有几公斤炸药的爆破装置，当时我只感觉眼前闪烁一道强烈的光束，连响声都没有听到，就不省人事倒下了。没有受伤的战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窝蜂地跑出洞口，等没有动静时才返回施工地，发现五名战士被石渣掩埋，战士们立即刨开土石，从乱石堆里把我们掏出来的时候，个个血肉模糊。我和一名叫张孝堂的战士伤势最重，劳动布的工作服被炸得只剩经线了，胸部以上布满伤口，脸面被鲜血染红。部队用快艇将伤员紧急送往宜昌市军医院进行抢救，到第二天下午4点我做完手术。由于眼部受伤不能用麻药，手术中途我苏醒过来，能听到医生从我身上取出石子置于瓷盘的响声。据医生说，本来要给我那位姓张的战友先做手术，结果他再三推让，对医生说：“先给春芳手术吧，他还是个孩子呀！”当时我17岁，他22岁。做完手术尽管医生不说，但我们也知道，虽然保住性命，却都成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我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不敢照镜子，常常藏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病友们坐在床边安慰：“坚强些、不要哭，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下战场，这才是好战士”。我一再掩饰内心的伤痛说“没有啊，不是别的，我想爸爸妈妈了！”受伤的战友把我劝住了，他们却哭起来了……

住院期间，我们几个病友同病相怜，相互搀扶、互相安慰，结下生死之交的战友情谊。我的伤情康复得很快，只是右眼视力没有了。可怜我那位姓张的战友，他是1968年的兵，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是连队才子，吹拉弹唱写文章样样能行，提干的文件即将下达，由于伤势过重，加上手术时间延迟造成双目失明，成为一级伤残军人，美好的人生理想、无量的前途事业就这样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经常安慰大家，怕我们想不开，在病房里讲故事说笑话，让我们开心。四个多月后我要出院了，最后一次扶着那位双目失明的战友上厕所，最后一次将病号饭端到他床前。临别时我俩紧握着双手欲哭无泪，我第一次领悟到患难之交的深情厚谊，是一般情况下难以体会到的。他说：“春芳，你先回去，我过一阵就回来，你回连队要好好保护身体，退伍后我们还要找媳妇呢！”在彼此的苦笑中，心里都明白，当兵时我们五官端正、帅气十足，如今已是伤痕累累、面目全非，不说找老婆，就连基本的生活出路都恐难找到，未来生活充满茫然，不知所去所从。后来他先后转院到武汉、上海等地治疗，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好在20年后他儿子长大了，义无反顾地让儿子参军入伍，依然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1973年3月，部队给我了一个伤残军人证，发了24元抚恤金，什么要求都没有，随一批退伍军人默默地回到家乡农村。临别时几位战友买了几瓶啤酒，趁着夜色在营地后面的小树林里偷偷小聚。自那一别就是50年，以后再也没有和战友们联系了。

乡村的五月，正是犁田插秧的时节，布谷鸟在树上“咕咕、咕咕”不停地鸣叫，公社干部到队里催促春耕生产进度，要动员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产，天天统计播种情况和上劳人员，我也不例外，插秧、铲田坎、挑肥、挖地样样都干。在水田里干了十多天后，受伤的眼睛又红又肿，身上还没有取出来石子多处发炎。母亲用艾蒿熬水给我反复冲洗伤口，用蒲公英贴在眼睛周围，边贴边问：“痛吗？”我说：“不要紧，就是头晕”。母亲叹口气说：“娃儿怎么遭受这么大多的罪哟！”

第二年春天，公社书记把我安排到一个民办小学教书，又过了几年让我到公社担任半脱产干部。70年代末，农村信用社招收管理员，我文化考试合格，因眼睛问题而取消录用资格。1980年，国家要从社会招收一批经营管理干部，文化考试我在几百人中的前十名，又是体检不过关没有录用。这些事对触动很大，所以后来不愿意甚至有意隐藏这段当兵经历。

有人幸福快乐，就有人痛苦悲伤，想想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士，什么都想通了。不管怎么痛苦，怎么伤心，日子总是要过的。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拼命地学习文化，参加国家自学考试，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安心当好半脱产干部。1985年，新来的县委书记束光兰知道我了，让我写了几篇命题调查报告后，把我从乡下直接调到县委宣传部任新闻通讯干事，身份仍然是半脱产，后又从县委宣传部调到乡下区公所当区长、书记，户口仍然是农村。

去年，国家成立了退伍军人事务部，退伍军人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政策待遇。我出门坐车坐船乘飞机都减半收费，全国景点可免费旅游，各城市的各类服务部门都设有“军人依法优先”的窗口。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就是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一层人的关怀，宣传祖国的国防事业，展示和平年代军人履行天职的辛劳。虽然，我当兵经历一个既自豪又自卑、既欣慰又沮丧的过程，但无怨无悔。人生道路没有风调雨顺，一切坎坷曲折都是命运的安排，只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一定会有柳暗花明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