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西贵

“天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968年“文革”结束，学生复课，一切开始恢复秩序。当时，我们小学二个年级的学生几乎同时进入了初中，原先小学的同班同学被打乱，由两个年级的同学混合编班。说是复课，其实连书都没有，由于受“文革”的冲击，教师们对学生的教育都是心有余悸而不敢管，上课自由散漫，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作业，像一群散养的羊仔。

我在紫阳一中混了两个礼拜就再也没有去了。后来随家去了农村。

去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生活各方面都十分困难，有时好几天都吃不上蔬菜。农村人一般以家族关系群居的较多，外姓人总会受到排挤的，劳动时总会把一些技巧性的“轻巧活儿”安排给本家人，粗活重活分派给我们这些外来人，至于工分也不可能同工同酬，一般和农村女人的工分差不多，理由是很牵强的“技不如人”。

就这样，我在村上劳动了一年多一点，一次偶然的机会，幸运落在我的头上。襄渝铁路开工，需要在村上抽派民工，村上作为“累赘”把我派去了三线民兵连修铁路。

三线建设也是趣事频发的年代。民兵连有个叫张尔顺的连长，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退伍老兵，解放后回乡劳动，当时回乡也没什么介绍信证明政治身份，组织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他是党员，组织上就登记为党员，后来问他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他说不出来，由于他在刘伯承部队当兵的，就说介绍人刘伯承，弄得登记人员哭笑不得。张尔顺最滑稽的是打电话时对方问他是谁？他说：“我是张尔顺，张尔顺的张，张尔顺的尔，张尔顺的顺。”对方问他在哪儿？他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指着方向：“我在这儿，就在这儿，我一哈儿要去那儿。”还急得脸红脖子粗。

在紫阳境内修襄渝铁路的有个学兵连都是外地来的，学兵连在这里呆久了，都学得牛里牛气吊儿郎当，衣冠也不讲究了。喜欢起哄打群架，冬天穿的棉袄都不扣扣子，用一根绳子在腰上一扎如同山匪，经常三五成群进城闹事起哄，时间长了街上居民叫他们土匪娃子，影响特别不好。

学兵连的女娃子跟男娃都是分开住的，而且分隔距离都较远，女生有封闭较好的厕所，厕所的粪坑露在外面的，有些农村民工娃子天生苕拐苕拐的(蠢坏蠢坏的)，当瞅着有女生进厕所时就捡起石块砸进粪坑，厕所内的女生传出一阵骂声。

当时三线建设靠的是人海战术，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铁道兵，有学兵连，也有本地抽调的民工。本地民工村上记工分，另外给我们发生活津贴，比起村上的劳动要优越了许多。

本地民工连队抽派去的人，大都不是村上主要劳力，不是老的就是在村上没特权的人，或是干活比较木讷的人，我在那些人中算是“精英”了。

精英是要受到重用的，连长立马任命我为连队统计员，每天负责统计施工进度。对这份工作我很是认真负责的，由于自己表现极佳，没多久营部抽我去审查各连的财会账务。其中有个连队司务长出了经济问题被撸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营长就让我上任司务长，算是提干了。后来还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正式党员。在那时入党是没有预备期的。

1973年三线建设接近尾声，已不需很多人了，抽派来的本地民工都各自回到村上。由于我在连队的表现优秀，公社书记有意培养，我作为老、中、青三结合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去公社任职。当时正值大专院校招生，我执意要去上学，就谢绝了书记的一番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