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信朋

上个世纪90年代，“孔雀东南飞”鼎盛时期，在东莞等地随处可见一个几万人的工厂，玩具厂、服装厂、电子厂、鞋厂等，厂区内车间和宿舍林立，新员工初入时往往会迷路，那时段，企业追求规模效应，大企业、员工数量多、半封闭式管理为常态，我们权且称之为规模化工业生产。

通过30多年发展，如今，除了富士康这类少数代工巨头，不管是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动辄几万员工的工厂极其稀缺，而人们也不再只凭工厂员工数量多寡去衡量一个企业的优劣，变化是潜移默化的，而其内在隐含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形势的改变却值得探讨。

去年，有经济学家在讨论苏州相城区“人口流失”问题，根据统计数据和媒体报道显示，苏州相城区几年来减少超过10万人。不少专家各抒己见，分析了一堆，我看了那些分析过程和苏州一位工厂主管笑着说：“实践出真知啊！这里的人为什么减少的你一句话就总结了，看把大家分析得那么累。”

原因非常简单，在苏州，原来2000人的电子厂，通过生产外包方式，厂内平均只有不到200人，这样的工厂比比皆是。他们把订单分门别类通过生产外包方式发到河南、陕西、山东、四川、甘肃等地，交给各地作坊或者小工厂为其代工。以前，打工者必须聚集在苏州完成的产能，如今都各自带回家乡，而这些外包工厂，大部分都是企业或同行的技术骨干、职业经理人、车间主管等牵头组建。一个电子厂就减少近2000人，苏州作为出口大市和工业重镇，有很多类似电子厂和其他工厂，人口怎么流失压根不用分析，通过规模化工业生产聚集起来的产业工人，又因为生产外包而返乡了。不止是苏州相城，还有昆山、东莞等地这些年减少了多少人口？路边卖煎饼的都知道，也清楚原因，这也正是国家努力取得的成效，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这个主要矛盾。

那种几万人的工厂，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员工居住在4人、8人、16人的集体宿舍，他们没有私人空间甚至没有太多生活空间，从车间到宿舍两点一线，这种生产方式，人的社会属性和家庭属性无限淡薄，在那个还比较贫穷的年代，社会不得不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

东南沿海大企业尝试生产外包并逐步形成趋势，已有10年以上经历了，起初是苏北、山东、安徽一带的落后地区小代工厂遍地开花，逐渐发展到西部四川、陕南、甘肃以及鄂西山区等欠发达地区。随着交通路网越来越发达，物流已不是大问题，欠发达地区的人更渴望工作，所以肯干，当初，在东莞、昆山聚集的千人万人工厂，如今星罗密布在各偏远县、乡镇、社区、村子，他们50人一个车间或30人一个车间，化整为零、分工协作。

其实，这也是安康新社区工厂的内核，安康新社区工厂带来的影响和社会意义，解决留守劳动力问题、就近就业，让一部分人有机会回归家庭，参与到自己的村庄或社区建设中来，本质上就是恢复了这部分人的社会属性。再也不是上世纪90年代那种，只是万人企业宿舍里的一个人数，家乡发生的任何事好像都与己无关，因为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原本是大工厂为降低管理成本，把批量订单分割外包，恰恰，这种模式符合了时代和社会发展方向。随着经济条件改善，产业工人需要回归自己的社会属性，也需要照顾家庭，我权且称之为社会化大生产。

尤其智能智造和个性化时代到来，消费者对产品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和特色化，通俗点讲，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同一款式的鞋可做几千万双，同一型号的电视机可以卖三年，因此，相同规格多、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弱了。大规模的组织生产，普通人望尘莫及，都是巨头企业牢牢把控，通过化整为零、分割外包，普通人参与的机会就多起来， 不需要太大启动成本，几间房子、几台机器就可开始。

诚然，工业品、标准品生产的规模效应依然存在、这个经济现象并没有消失，但工厂形态的变革已经产生，这是不可逆转的，试想，如今再招几万人聚集在一起干活是何其难啊！这些都一定会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