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旬阳 陈德智

清道光二年即公元1822年11月的一天,台湾海峡碧波万顷、海天一色,一艘帆船从福建泉州出发,顺风南渡,驶向台湾西海岸的鹿港。在这艘船上,有一位身穿六品官服、气宇轩昂的男子,他就是成长于旬阳县,即将到台湾就任北路理番同知、后升任台湾知府的邓传安。

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人到中年的邓传安思绪联翩。回想自己8年前中进士,先被派到福建省最偏僻的武平县和罗源县任知县,历时5年,备尽艰辛。接着赴京补官,仍回福建任闽县知县,一晃又是3年。这次赴任,面对的是“田土尚未辟”、大陆汉族移民与台湾高山族同胞交融中时生抵牾的严峻局面。他又不由地想起自己远在陕南、已两年未见的双亲大人。

邓传安的老家在号称“瓷都之源”的江西省浮梁县,幼年跟随任旬阳知县的父亲邓梦琴来到陕南,在旬阳,邓传安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他在敷文书院苦读,在汉江旬河边嬉戏,在乡村农家考察,旬阳的山水启迪了他的诗样灵感,旬阳山民垦荒刨食的坚韧使他震撼,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包谷谣》《构作穰说》等诗文,还参与了父亲任总纂的《洵阳县志》的资料辑录......

航船南行,宝岛依稀可见,邓传安脸上忽然绽开了笑容——是啊!记得父亲邓梦琴乾隆四十四年初到旬阳,面对的最大问题也是从华南、华中一带涌来的移民与旬阳当地山民在垦荒中的纷争,父亲体察民瘼,采取概不加赋、休养生息的办法,妥善解决了难题,由此获得了陕西巡抚毕沅的高度赞赏,称邓梦琴为“江右名士”,对这一段历史,邓传安耳闻目睹,至今历历在目。想到这儿,邓传安一直紧张的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阵阵涛声中,父亲“当官难于慎守”的叮咛,不时回荡在耳边,邓传安的心又沉甸甸起来。

光阴荏苒,又一个8年过去了,转眼已是道光十年。这年初伏的第一天,邓传安坐在台湾府衙内的“鸿指园”中,整理上岛以来写作的文稿。这8年来,他难得有今天这样短暂的闲暇,戎马倥偬,戴星于役,揽山川形势,稽民风土俗,足迹遍及全岛,夜以继日,“效拙者之为政,恒恐岁月计之皆不足”,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北路理番同知的职责是专管全岛中央山脉以西地区大陆移民与当地原住民“交涉事件”。这时清朝统一台湾已130多年,设立专司民族事务的北路理番同知衙门也已56年,由于朝廷一直奉行大陆移居汉民与当地高山族原住民“分界禁垦”的分而治之政策,移民与原住民及二者与官府间的矛盾比较尖锐。当时,许多高山族已与大陆移民融合,但多数高山族同胞被迫潜居深山。邓传安上任伊始,即不畏艰险,徒步跋涉,深入高山族聚居区考察,摸清了全岛高山族的基本情况,他深为高山族封闭落后,“不深耕,不灌溉,薄植薄收”的状况所担忧,认为原来的隔离禁垦政策已不适应,必须变而通之。

为此,邓传安实施了两项治本之策:鼓励高山族出山开垦平旷之地,禁止移民巧取豪夺土地;在鹿港倡建台湾最早的书院文开书院,延聘名师执教,搜购30余万册藏书,吸引当地民众子女入学。这些善政,极大地促进了台湾北部地区的开发,也奠定了邓传安在台湾开发史中的不朽地位。

八年风雨兼程,邓传安已把脚下的这块土地视为第三故乡,宝岛旖旎的风光时不时涌动于他的笔端,为后人留下永远的憧憬。一日,他再次来到日月潭,但见“潭长几十里,阔三之一,水分丹碧二色,珠山屹立潭中,高一里许,围五之。刺舟而游,有桨无篙,荡漾而行,水分两色处,如有界限,清深见沙,游鳞往来倏忽。时已初冬,四山青如夏,满潭皆菱芡,浮水白莲如内地之六月菊......风轻云淡,鸟语花香,怡愕忘疲。山麓望潭,不知原委;望远山,不知脉络。十里如画,四时皆春,置身其间,幻耶,真耶,仙耶,凡耶?”邓传安的这一段精彩记述,已成为日月潭的经典之笔,常为史家所引用。

又是一个八年,道光十七年(1838)的一天,已被封为奉政大夫的邓传安忽然接到一封旬阳来书,说父亲的至交、他幼年的老师董朴圆先生迁葬,嘱他撰铭,这封信再次勾起邓传安对童年对老师对旬阳的美好回忆。

面对大海,遥望北方,他情不自禁发出了“蠡曾测海,苔忆同芩”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