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金

八一水库复修工程经过万名干部民兵近两年的日夜奋战，终于在1970年10月顺利竣工通水。五里区、关庙区数万亩旱地变成水田、水浇地，粮食大幅增产，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由党永庵、谢林采写的通讯《高峡平湖向太阳》先后在《安康日报》《陕西日报》刊发，整个恢复重建工作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因为我在八一水库工地指挥部写通讯有了一定的成绩和影响，加上我是工地上唯一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在农村那就算文化程度最高的“秀才”了，工地指挥部关庙区和皂树公社的有关负责人觉得让我继续回到本生产队干粗活有些屈才，于是就考虑推荐我去当民办教师或者半脱产干部。

就在这时，恰好皂树公社大垭子学校一位女教师即将临产，需要找一名代理教师。一天，公社干部徐仁龙、李朝义找到我家，问我愿不愿意去当三个月代理教师，每月18元工资。大垭子学校是一所小学初中合在一起的学校，就位于龙王山背后，距离我们家有10多公里山路。一个月18元的工资，算下来一天合六毛钱，我觉得工资给的太低了，只相当于人家正式教师的一少半，于是就有些犹豫。但我母亲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她认为当代理教师能使我学有所用，而且比在生产队干活总要轻松一些。虽说一天只有六毛钱，但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挣10分工也才值两三毛钱呀！再说也不能辜负了领导的心意。经母亲这样一分析，我觉得她比我想得全面，有道理，就答应了下来。

放下顾虑后，我背上行李，翻过几座山头，步行到了大垭子学校。

学校建在一座高高的山梁上，土巴墙，石板房，四面透风。最艰苦的是吃水困难，背水要下到坡下面的深沟。下坡时连滚带爬，上坡时手脚并用，累得直喘气，还常常被荆棘划破手脚。一桶水背到学校，常常只剩下多半桶了。

学校安排我和安康师范毕业的教师薛保富在一个屋里搭铺睡觉。这位薛老师和我同年，是安师1966级毕业生，算起来我们初中是同一年毕业的。在当时，学习差点的或者家庭困难想尽早参加工作的才会选择上安师，学习好的都去上安中了，目的就是为了毕业后考大学。谁料想1966年5月即将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一下打乱了我们的人生计划。

直到1968年6月2日，我们安康中学1963年到1965年入校的三届学生已经分别在学校待了3至5年。而大学已经停办，工厂有的还在停工，有的也才刚刚恢复生产，积压的三届高中生怎么安排，何去何从？

我和薛保富虽然是同一届中师与高中毕业生，但按照那时的体制，薛保富毕业后是包分配、拿工资、有城镇户口的国家正式公办教师，而我们高中毕业生却和没上过学的农民没什么两样。因此，我这个农民身份代理教师的待遇就和他有很大区别，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2000年左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当了多年民办、代理教师的老三届校友，为了转为“公办教师”，享受体制内的优厚待遇，不得不以40岁左右的年龄再考进安师的“民师班”去当中师学生。那时我已经当了文教局的领导，同学们相见，总是尴尬的一脸苦笑，我的内心也有些不是滋味。

我是深秋到大垭子学校的，不久后就到了冬季。因为学校在山梁上，冬天风特别大，碰着下雪天气就格外冷。由于房屋简陋不隔风，晚上雪花就飘进屋，落在我薄薄的被子上，冷得人蜷缩成一团。第二天醒来，上半身还有点热气，下半身就冻得冰凉。还好的是年轻体子好，没有冻感冒。学校当时没有专职炊事员，由教师轮流做饭。我在家虽然也做家务，但主要是干体力活，从来没有单独做过饭。轮到我做饭时，就不知从哪下手。幸好有个本家侄女李世琴也在该校工作，见我有些为难，就主动帮助我计划安排，帮忙炒菜。

生活艰苦，工作也不轻松。我当时分在初中部，整个初中部总共3个老师，我、薛保富和校长张文福。张文福是农校毕业生，教农学还可以，数理化就相对差一些。出于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我提出自己代二三年级的数理化，建议两人代其他课程。我在安中时数理化学得很扎实，现在代初中的课比他们熟练得多，只要课前看一遍教材，就能讲清楚。那时每周上六天课，我每天上六节课，一周要上36节课。虽然比较累，但学有所用，学生们也喜欢，我心里也高兴。

当年的学生现在也是60多岁的老人了，有时遇在一起，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