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平

那天路过一所小学门口，听见一个孩子仰着脸问妈妈：“‘五一’为什么叫劳动节？”

我愣了一下。五月的风正吹过来，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哗地翻着银白的背面。我想说点什么，又觉得一时说不清楚，这个日子已经走过一百多年了，我能告诉他的，不过是我后来零零碎碎读到的一些片段和自个儿的感受罢了。

书页里的五月，是被反复书写的节点。走到街上，五月是这样的：是工人们蹲在路边吃盒饭时，飘过来的那一阵饭菜热气。几个工人蹲在路边，安全帽摘下来放在脚边，帽檐里衬着一圈磨得发亮的汗渍。盒饭是西红柿炒蛋和青椒肉丝，热气混着灰尘往上飘。一个小伙子蹲在最边上，手机夹在膝盖之间，对着屏幕笑，露出一口白牙。大概是家里的孩子在那边说了什么好笑的事。他笑的时候，眼睛弯成两条细缝，额头上的泥灰也跟着皱起来。

我走过去了，又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笑。

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另一个画面。那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每天清早六点半出门，街道边总有一个卖煎饼的阿姨。她的摊位旁边是一棵槐树，槐花开的时候，白花瓣落在煎饼铛上，她也不扫，就随手拨到一边。有一年五月，我照常去买煎饼，她却破例没有出摊。槐花落了一地，没人扫。

后来我在课本里读到艾青的诗，说劳动者的“脸上淌着汗，手上长着茧”，我脑子里跳出来的画面，是那位阿姨。

这些年，我见过清晨煎饼摊飘起的第一缕白烟，见过深夜隧道里检修工的头灯一闪一闪，见过写字楼凌晨还亮着的格子间，见过顶风冒雪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也见过工厂机车旁握着焊枪的师傅，那手稳得像雕塑，焊花溅起来，落下来，又溅起来。

还有一个画面，是在纪录片里看到的。护路员沿着铁轨走，风大得人站不稳，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继续走。镜头拍到他回头的一瞬，嘴唇干裂，两颊冻得发紫。字幕打出来：他已走了超过十万公里。

“劳动光荣”这四个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讲过。可真正让它们变重的，是在这些细碎的时光里。正是他们弯着腰、站起身、往前走的样子，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到了实处。

五月的风又吹来了。不疾不徐地掠过田垄和街巷。风中的人，有的在田野，有的在厂房，有的在街巷，有的就在我遛弯经过的那条隧道口。

五月的风吹过他们，也吹过我。愿这同一阵风，把他们的辛劳吹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