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鸿

在我家的老屋里，曾压着一个褪了色的蓝布包，里面装的是父亲用了大半辈子的牛皮账本，记录着他在供销社当会计时每一分钱的进出，和刻进我们骨血里的“明白账”。

父亲年轻时是镇上供销社的会计。20世纪80年代，供销社是全镇的“钱袋子”，多少人托关系想进去。父亲能坐上这个位置，靠的是爷爷传下的一句老话：“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要钉在算盘上。钉得稳，人才能站得直。”

那年冬天，供销社进了一批紧俏化肥，整个镇子都炸开了锅。谁家能多买一袋，来年的收成就多一分底气。供销社院子里从早到晚挤满了人，有说情的，有递烟的，还有悄悄往父亲口袋里塞鸡蛋、腊肉的。

有天晚上，同村王大叔敲响了我家的门。他是种粮大户，家里孩子多，日子紧巴。他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红着脸说：“大兄弟，我知道规矩，可实在没法子了。地里要是没化肥，庄稼就全完了。”说着从怀里掏出布包塞给父亲，“一点心意，你别嫌弃。”

父亲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沓零钱和几张粮票。他把布包轻轻推回去，倒了杯热水，指着墙上贴的《供销社纪律》，又翻开账本，指着那一行行数字说：“老哥你看，每一袋化肥都有登记，谁多谁少都得按规矩来。我要是给你开了口子，旁人怎么办？公家的账不能糊涂。我要是糊涂了，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那晚，父亲和王大叔聊了很久。聊他小时候在地里干活，聊爷爷当生产队保管员时，为几分钱的出入连夜盘账的事。王大叔最后叹了口气：“兄弟，我懂了，是我糊涂了。”临走时，他把鸡蛋放在灶台上，说这是给孩子的，跟公事没关系。父亲后来还是按市价把鸡蛋钱送了过去，在账本里工工整整记下：“收鸡蛋款两元三角，已结清。”

父亲的账本里，记的不只是钱，还有规矩。有一次，仓库少了两斤煤油，出纳急得直哭。父亲拿着算盘一遍遍核对票据，直到后半夜才发现了漏出的油迹，原来是老鼠咬坏了油桶。他连夜写情况说明，主动承担看管不严的责任，自己掏钱补上亏空。出纳劝他，又不是你的错。父亲说：“我是会计，账面出了差错，就是我的责任。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亏。”

后来供销社改制，父亲下岗了。别人劝他，当了这么多年会计，手里肯定有“路子”，做点生意准能赚钱。父亲只是摆摆手，抱着账本回了家，靠打零工供我们读书。有人说他傻，放着现成的路不走偏要过苦日子。父亲只说了一句：“账算得明白，心里才踏实。”

父亲的账本，我从小看到大。每一页除了数字，还有他写的小字：“公家的不拿一分，别人的不多占一厘，自己的用着才心安理得。”这些话像汉江的水，流进了我心里。

我参加工作那年，父亲把蓝布包递给我。他翻开账本，指着爷爷写的那句话说：“你爷爷当保管员时，把每粒粮食都数得清清楚楚。我当会计，把每分钱都算得明明白白。你现在上班，要记住，做人跟算账一样，要算明白‘良心账’，不能算糊涂账。”

早些年，我把账本从老家取出后，便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遇到说情送礼、工作上的诱惑，我都会翻开看看。望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父亲工整的字迹，就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夜，想起父亲递回布包时的眼神，想起他抱着账本回家时挺直的脊梁。

去年，父亲走了。整理遗物时，我在账本最后一页看到他写给我的话：“儿啊，咱家没有万贯家财，只有这个账本。这不是钱，是做人的规矩。你要守好它，守好自己的良心，守好我们家的根。”

如今，那个账本又被我拿回家放在书架上。每次翻开，都仿佛看见父亲坐在煤油灯下，戴着老花镜拨算盘的样子。他用一辈子的坚守，给我们家立下了一条规矩：做人要像汉江的水，清清冽冽不掺泥沙；做事要像算盘上的珠子，钉得稳稳当当，不偏不倚。

父亲的账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一个安康普通人家对“廉洁”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它不仅仅是一本账，更是我们家的家风。我会一直将其传承下去，让这份清白如汉江之水，源远流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