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玲玲

窗外又下起了雨。我站在汉滨区建民街道办公楼的走廊上，看着雨水顺着瓦檐滴落，在水泥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我在北京待了7年，这样的雨很少见到。那里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像家乡的雨，缠绵、细密，带着泥土的气息。

3月5日是我回到安康的第956天。2024年7月，我27岁，报到那天，区委组织部的同志看着我的档案，欲言又止。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中国农科院的研究生，在北京待了7年，怎么最后跑到最基层的乡镇来了？

我没有解释太多。但心里清楚，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

在北京的7年，我见过最繁华的高楼大厦，挤过早晚高峰的10号线，在实验室熬过无数个通宵。那些年，我以为自己属于那座城市。直到跟随导师去云南、湖南的农村做项目，看见那些和家乡很像的山、很像的水、很像的人，我才第一次认真思考：如果我的知识在最需要的地方找不到归宿，那它究竟有什么意义？

陕南的山水养育了我。我想回来。

2024年，考公竞争异常激烈。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做了整整6个月的题。笔试、面试、体检、政审……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梦碎在半路上。直到录取通知下来的那一刻，我才敢相信：我真的要回家了。

可是，回家之后呢？第一天上班，分管领导递给我一摞材料：《三亮三评先进典型报道》。“你是研究生，文字功底应该不错，这个任务交给你。”

我点点头，心里却一片茫然。什么叫“三亮三评”？先进典型怎么选？报道怎么写？在学校里，我学过怎么写论文、怎么做实验，但没人教过我怎么做基层宣传。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学历和现实之间，隔着一条河。

第一次下乡，我穿着心爱的黄色连衣裙，踩着白色小皮鞋，自以为得体大方。结果那天下雨了，泥巴溅在我的裙摆上，小皮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我狼狈地站在田埂上，看着村民们穿着雨靴从我身边走过，脸上带着善意的笑。

那一刻，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回到宿舍，我把头埋进那条脏兮兮的裙子里，没有哭，只是在想：原来“接地气”三个字，是要用脚踩进泥里才能明白的。

第二天，我买了第一双运动鞋。

成长的代价，是无数个深夜的眼泪。

宣传工作远比我想象的难。一篇稿件改十几遍是家常便饭，节假日从来不敢走远，随时待命。最崩溃的一次，我坐在电脑前改稿改到凌晨3点，越改越不满意，最后趴在桌上哭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累，不知道这些字斟句酌有什么意义，不知道当初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第二天醒来，继续改。现在想想，那些眼泪没有白流。当第一篇稿子被领导认可时，我开心了一整天；当第一个作品登上《安康日报》时，我把报纸看了不下十遍；当自己策划拍摄的视频得到同事们的肯定时，我终于找到了一种久违的踏实感。

做基层女干部，有时候挺难的。

不是工作本身有多难，而是要面对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比如下乡时，偶尔会有人说“女娃娃能干啥”；比如快30岁了还不结婚，总有人替你着急。

我学会了一件事：用成绩说话。下乡走访，我去得最勤；急难险重任务，我抢着上；加班写稿，我从不推诿。一年下来，我跑遍了25个村（社区），采写了上百篇报道，在中省市级媒体发了一批稿子。慢慢地，那些质疑的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认可和信任。

但也有一些声音，是我必须学会面对的。

父母会小心翼翼地问我有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亲戚聚会时，总有人惋惜“研究生在乡镇可惜了”；同学群里，大家讨论的是北京的房子、孩子的学区，而我想的是明天要去哪个村。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留在北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可能在一家科研机构，可能已经结婚生子，可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选择。而我的选择，是回来。

回来的第900多天，我终于可以坦然地说：我不后悔。

这里的山水和我一样，真实、朴素，有泥土的气息。这里的人和我一样，在各自的轨道上努力生活。这里的每一天都具体而微，每一件事都能看到结果，每一次付出都能感受到温度。

29岁，未婚，基层女干部。这个标签放在哪里，都免不了被议论。但我不再在意这些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在这里，要往哪里去。

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选择。

在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里，我想对自己说：辛苦了，继续走吧。

也想对所有在基层工作的姐妹们说：我们脚下的泥土，终将开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