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做“减负”这个话题之后，我们联系了很多话题对象，好几个家长（主要是父亲）发出灵魂拷问：“让我说这个，有什么用？能改变现状吗？”质问中透着绝望。

前几天，澎湃新闻转发“减负2019，中国家长已疯”；《半月谈》更是在近期接连就减负问题发文、发声，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他们讨论的意义又何在呢？

一说减负，首当其冲的就是必须面临的中高考，这在“一考定终生”的中国现下，的确是减负最大的“拦路虎”，甚至是挡箭牌。这就导致，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家长越来越焦虑，质疑的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何为“减负”，为何“减负”？在教育部的顶层设计里，初衷是“减去不必要的负担，减去超出教学大纲的内容，让学生全方位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教育部门的各种“减负令”“禁令”“规定”等文件层出不穷，措施一次比一次严厉。但效果却微乎其微，甚至适得其反。

用“剧场效应”来形容当前的中国教育现状是最恰当的：在一个剧场里，大家都在看戏。每个人都有座位，大家都能看到演员的演出。忽然，有一个观众站起来看戏，周围的人劝他坐下，他置若罔闻，求助剧场管理员，管理员却不在岗位。于是，周围的人为了看到演出，也被迫站起来看戏。最后全场的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

中国家长都是被裹挟在滚滚洪流之中的剧场观众，是当一名淡漠无助的看客，还是当一位能够共情的有识之士？

正如《半月谈》采访中某位教育局长谈到的，“减负是门技术活，要有科学性，要从内涵上着手去减负，以优质的教育教学来减负，要促进基层想法设法地进行教学创新。”这也可看做本刊的初衷和愿望。我们欣喜地看到，教研员李昊提出教师在“减负”中的大有作为，张平德校长对“减负增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任毓萍老师曾主导的“O型考试改革实验”和邱岭女士提出的分级作业，是因材施教的真谛，也是目前最现实可行的方法之一。不过，前提是，要有老师愿意这样做。但我们相信，肯定是能够做到的。因为据我们了解，至少有汉滨区培新小学某班的数学老师，已经在给学生分级分层甚至对个别学生单独布置作业了。而最令人唏嘘的是，这位老师还是一名初三学生的家长，也正处于焦虑之中。这便是共情的力量。

我们相信，没有人能比老师更熟悉所在领域的教学规律和自己的学生，没有人能比校长更擅长调动学校老师的积极性。我们希望的是，用我们的话题和平台，让有识之士可以发声，引发更多的人来思考，以此激发更多的理性声音，进而哪怕影响到一位校长或者老师，能够直面社会、家长普遍存在的焦虑和不安，并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自己的学生做点什么，就善莫大焉了！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