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辉

文学创作的题材非常广泛，我把生态文学单列出来，因为这是一个足以毁灭人类的灾难性话题，必须引起全社会和作家们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总和，同时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也是人类历史对大自然破坏的总和。

世界自然基金会2006年10月25日公布的《200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地球。1960年代人类每年消耗地球再生能力的60%；如今已经上升到120%，地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00%，人类每年消耗的资源需要两个地球供应才行。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人类危机的报告《成长的界限》，指出如不有效抑制经济与人口增长，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在100年内毁灭。

中国学者鲁枢元认为：“如此下去，毁灭的只能是因环境破败而难以存活的人类，没有了人类的地球反倒会迎来生态的第二度春天。”

2000年，英国学者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

《灭绝——进化与人类的终结》的作者迈克尔·博尔特，绝望地叹息道：“事情的变化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控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使自己停下来。”

人类在使用独木舟、人工织网捕鱼的年代，对鱼类的索取由于技术原因被限制在一定程度，不可能超过鱼类的再生能力。有了远洋巨轮，可以在地球任何水域捕捞鱼类，远远超过了鱼类的再生能力，使许多鱼类濒临灭绝。人类用铁镐挖矿，用土炉炼铁的时代，对铁矿资源的破坏因为技术原因，被遏制在一定范围内。没有汽车的年代，人类修建的桥梁满足车马行人通过即可，有了汽车，桥梁的承载量必须大大增加，从承重10吨的桥梁，到20吨，到50吨，人类竟制造出载重100吨的汽车。天哪，载重100吨的汽车连底盘的重量是多少？如果人类制造出载重1000吨的汽车，又需要修建承重多少的桥梁？

今天的人类，衡量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否，主要指标是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的能力。从独木舟到远洋巨轮的捕鱼、从铁镐挖矿到定向爆破，从农家肥料到化肥使用，从骑驴跋涉到机动车辆，从骑马传信到互联网信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的掠夺已经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地下、远海、高空、沙漠、森林、高山、陆地、空气、无一能逃脱人类的“魔爪”。

地球生态的危机，早在18世纪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焦虑。那时期的中国，还处在大清王朝的道光年代，没有出现大工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生态仍然处于平和境况。

当时的欧洲由于蒸汽机技术的成熟，开始进入大工业时代，加剧了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同时萌发了现代生态文学。

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28岁的梭罗独自来到瓦尔登湖畔，建了一间小木屋住下。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写出了《瓦尔登湖》。这本书描写了瓦尔登湖的月光水色，晨辉夕阳，碧绿植物，本人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简朴生活，内容丰厚，意义深远，像个智慧老人闪现着哲理灵光，又有高山流水般的境界，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澄明、恬美、素雅的世界。

加拿大著名生态作家法利·莫厄特，其著名长篇纪实作品《鹿之民》。描写了一个即将消亡的北美因纽特人部落的悲惨状况。他们靠狩猎驯鹿为生，商品的介入给他们带来致命的打击，资本家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给他们提供武器，倒在枪口下的驯鹿堆成了小山。由于大批驯鹿被屠杀，没驯鹿可打了，2000人的部落饿死到只剩40人。他们为减少食物消耗，许多人从窝棚里走出，让严寒结束自己的生命，通过自我消灭的方式，与所剩不多的驯鹿达成新的生态平衡。

还有更早的《西雅图》宣言，印第安人生存的美洲大陆有广袤的草原、湖泊、森林、野兽，他们过着只取所需却不贪心的生活。白人在1854年提出以15万美元强迫购买各部落的土地，西雅图酋长发表了一段令人感动的演说，呼求人与人，人与土地应该和谐共存，提出“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我们的一部分。”的生态观点。

研究现代生态文学的学者认为，现代生态文学除了《瓦尔登湖》《鹿之民》之外，还有8部作品，分别是：

《弗兰肯斯坦》（1818）的作者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创作的小说，是第一部反思和批判科技过速发展的作品。它预言人类以科技发明主宰自然，反过来被自己创造的科技所主宰，预言与自然为敌的科技发展必然导致生存危机。

《沙乡年鉴》（1949）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作者创建了大地伦理学，主张从生态整体利益的高度，衡量每一种影响生态系统的思想、行为和发展策略。

《天根》（1956）的作者是法国作家罗曼·加里，这部小说提出，保护生态必须与维护贫困民众的生存权利相结合；国际上的生态不公正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破坏生态的理由。

《寂静的春天》（1962）的作者是美国作家、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作品揭示了滥用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抨击了依靠科学技术来征服自然的生活、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

《沙漠独居者》（1968）的作者是美国生态作家爱德华·艾比。艾比提出唯发展主义推动现代文明从糟糕走向更糟糕，导致“过度发展的危机”，最终使人类成为“过度发展”的牺牲品。

《有意破坏帮》（1975）的作者还是爱德华·艾比。小说描述了通往新修建拦水大坝的大桥通车仪式上，大桥被拦腰炸毁。试图通过类似工业革命时代，捣毁机器的破坏性方式，阻止人类对地球生态的破坏。

《死刑台》（1986）的作者是俄罗斯作家艾特玛托夫。小说通过对人与狼的关系的描写，揭示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荒谬，批判了人类毫无生态伦理的暴行，提醒人们应摆正自己在自然万物中的位置，打消虚妄的高傲，唯有这样，人与万物才能重建和谐关系。

《“羚羊”和“秧鸡”》（2003）的作者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讲述的是发生于20世纪的科技癌细胞突然扩散，人类在贪欲和妄想的驱动下，使科技畸形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从18世纪起就有了现代生态文学的萌芽，这些作品对人类挖掘并批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确立生态意识、构建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认为，现代生态文学源于西方。

（连载之九）